这也就意味着, 八十年代的芯片，和若干年以后的比……根本就毫无比较的价值。
虽然若干年后，光刻是芯片行业绝对的皇冠，甚至大国博弈间的重要砝码, 但是在这个连蚀刻尺寸都还以微米计算的时代，挑战纳米级别的技术，感觉跟神经病也差不太多。
这个年代的光刻机技术, 因为过于粗犷的蚀刻尺寸, 其实难度并不高，甚至还有人在自家的地下室里就手工做出一台光刻机的。
光刻说穿了也不难, 就是利用掩膜和曝光技术以及物理蚀刻, 将电路图形传递到单晶表面或介质层上，从而生产出芯片的技术。
20世纪60年代，因为国防和航天业的飞速发展，米国对集成电路的要求越来越高, 大量资金和机会汇集过来，由此出现了第一批专业的芯片设备制造商。
与此同时，欧洲也不甘落后，在荷兰埃因霍温的飞利浦实验室里, 年轻的实验员克洛斯特曼开发出了第一台6镜头重复曝光光刻机。
时间进入七十年代，相位光栅和镜后侧光结合进行投影和对准，高自动化水平的气动控制等技术的应用，让飞利浦实验室的技术继续在全球保持领先，掩膜图案缩小到两英寸，圆晶直径三到四英寸，最细的线条只有两微米宽，误差在十分之一微米以内。
而这个时候，在芯片技术上国内其实并没有被甩得太远。
1972年，四川永州半导体成立，第二年就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3英寸圆晶生产线，领先台湾两年，韩国四年。而三星半导体78年才出现，至于台积电，更是直到87年才正式登上历史舞台。
到了八十年代初期，因为米国芯片产业升级，再加上两国间短暂的蜜月期，国内开始用很便宜的价格大量引进二手生产线，设备是便宜，竞争力也几近于无，至此以后，国内芯片产业就开始了长时间的落后，直到三十年后才在一部分大尺寸领域艰难赶上，但是更精密的10纳米级别以内，依然被牢牢的卡着脖子。
现在，或许真是进入光刻领域的好时候——井熙想。
七十年代末，大规模集成电路正逐渐被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所取代，而飞利浦实验室在光刻机领域却出现颓势，另一种结构更简单，速度更快的光刻机正飞快抢占市场，而飞利浦实验室的光刻机，甚至还无法大规模量产。
又过了几年，公司终于对自家的半导体研发失去耐心，准备把光刻机业务卖掉，或者找一个合作者来分摊成本。
很遗憾，因为他们手里的技术看上去没什么优势，几家大公司都拒绝了邀请，最后只有一家荷兰小公司态度积极，最终以注资210万美元的条件，拿到了一半股份。
而这家被廉价甩卖股份的光刻机公司，就是若干年以后的光刻王者，荷兰的A□□L。
掐指一算，很遗憾，两家这时候都合作一年多了，大概也没有井熙掺和的余地。
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她没有机会。
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时候的A□□L是真穷。
那家荷兰小公司好歹还拿出了210万，而飞利浦的一部分资金却是用样机和库存材料折价参股，整间公司的流动资金不足三百万，但是每年光是研究经费，就需要至少一千万。
与此同时，公司员工都来自被飞利浦淘汰的光刻机团队，做为被扫地出门的失败者，也很少有人还能保持坚定的乐观态度。
更重要的是，实验室至今依然没能实现量产。
但是幸好，他们遇到了一个相当出色的CEO。
新的CEO直接就瞄准了摩尔定律。
如果这个定律足够准，两年以后，圆晶尺寸就要从4英寸变成6英寸，到那个时候，现有的光刻机将被淘汰，一切将重新洗牌。
更大的困难还在于找钱。
这个时候的AMSL，大概正在发愁怎么应对资金断流的问题，那家荷兰公司实力不强，飞利浦对这家子公司也不怎么重视，这不正是井熙介入的最好机会？
想起这件事，井熙第一时间就联系了还在米国的彭文，请他帮忙接触这家以后的超级大牛，试探试探对方的反应。
“5%不嫌少，50也不嫌多，反正你无论如何也要帮我拿下这家公司的股份！”井熙在电话里斩钉截铁的说。
虽然不明白井熙怎么突然又想收购外国的公司了，彭文也没多问，直接就一飞机飞到了荷兰。
果不其然，未来那个在光刻机领域独步天下的AMSL，这时候跟街边上的叫花子也差不多，事实上，他们的CEO还真的讨饭去了，只不过要饭的对象是荷兰政府，堂堂CEO甚至还扎着帐篷在政府大楼门口等着政府的高科技经费给企业输血。
听说这个东方人是带着大笔资金过来谈合作的，CEO马上就支棱起来，反正他们公司现在也是爹不疼妈不爱，甚至连产品都还没做出来，让出一点股份换取未来，看起来还挺划算。
董事会的成员也很欢迎这个突然冒出来的东方大财主，各种酒宴招待，相谈甚欢。
只可惜，这种友好的态度只持续了不到一个礼拜就结束了，彭文的律师也告诉他，对方忽然就决定中断谈判，这桩买卖十有八九，彻底黄了。
彭文疑惑不解：不是说缺钱嘛，怎么有人捧着钱送上来还不接的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