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时候，越医医院不大，能做手术的医生也寥寥无几，有年夏天，台风吹坍塌了一座民房，医院里忙活起来，人手不够，年轻的牛文光自认为实力很强，主动承担了一个伤势严重呼吸微弱的患者，准备做他第一次气管插管手术。
但是其实已经有喉镜了，像是一把迷你的小锄头，他按照教科书的标准步骤，按照已经看过老师无数次的手术方式，沿着患者的舌背一点点插入直到显露的声门。
他确认患者喉咙没有异物，确认患者情况颈部活动无问题，确认了所有的细节，可是那根j型的气管，他就是插入不进应该去的位置，甚至，在试了很多次之后，最后去了食管，甚至事后发现声带也受损严重。
牛文光到现在还记得那根导管的各个细节，和它沾染的血色痕迹，因为那个患者很快就出现了喉咙水肿，然后嘴唇发紫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患者的血氧饱和估计已经疯狂下降。
最后患者便失去了脉搏。
那是牛文光最有负罪感的一次心肺复苏。
也是人生最难熬的时候。
每一秒，他当时都感觉周围的人看他充满了责怪，厌恶，嫌弃，鄙夷
每一秒，他都觉得自己杀人了。
一秒又一秒，直到老院长在间隙过来在患者的脖子上开了口子。
那时候年轻的牛文光有多害怕？
就算人救回来了，他也决口不提自己的错，在被询问情况的时候，全权推托到了患者喉咙的状态问题。
他是真的差点害死那个患者，导致一段时间内，他再也不敢上手治疗，甚至放弃了医院实习，主动入伍。
“那我后来不是和老师承认错误了嘛那段时间，羞耻、愧疚，算是我最煎熬的时候。”牛文光想起来也有些羞愧和感慨，“不过现在想来，如果不是老师帮我承担责任，我可能也做不来医生。”
那起医疗失误，患者虽然最后活下来了，可后面不仅失声，也因为短时间缺氧，让患者记忆力下降，出现思维涣散的后遗症，生活质量大大下降。
所幸当时的家属对于患者能救回性命都非常感激，并没有追责，反而是医院针对这起事故给院长了一个处分，让原本可以公费出国进修的机会给了其他人。
牛文光死心塌地在越医那么多年，即便秦合来邀请他，他也无动于衷，就是因为他真心感谢老院长。
“羞耻感让人进步啊。”郑志英合上了文件夹，还是郑重其事道“另外，老院长并不是替你承担，而是他本身就是患者主治医生，也是你的老师。”
“承认错误，是一名医生该做的事情，但不是现在的医生都能够承受的结果。”
生活从来不是简单的判断题。
郑志英在体制内，曾见过这样的人，最后结局并不好。
因为这样的人，可以有很多其他形容词句，或莽撞破坏规则，或桀骜不逊，或异类。
所有人都知道，医生是人，所以犯错是必然的，只要医生犯了错受到应有的处罚。
可事实上医生是不能犯错的，患者、患者家属、医院、社会没有人会允许医生犯错。
这像是一个悖论。
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，一个医生因为手术失误患者大出血死亡，家属甚至大部分社会群众都会认为医生应该吊销执照，他可能一生都不配拿起手术刀。
但如果这样的事情由同行的医生来评判，他们像是拉帮结派一样，总会以宽容的视角来理解。
然后矛盾就产生了。
应有的处罚是什么？谁来评判？医生真得不可能出错吗？
或许因为这样，在如今医疗资源短缺、医学技术有限等等一些在别人看来更像是借口的理由下，医生和病人已经像敌对一般存在。
而在这些医疗体制、医疗技术限制中，作为中间体的医院有时候就像扮演了一个毫无同理心的恶人，麻木地收集着医疗程序所有细节，而不是造就人文关怀和理解。
这也就给很多医生上了一个枷锁，在发现治疗结果并不加的时候，他们不可能坦率说自己治疗的问题。
因为一旦说出口，是给一些无知又贪婪的人拉开了一个深渊之路，也完全斩断了作为一个医生的未来。
“你的学生太纯粹了，这样的人，如果不能够成为不可或缺，那只会吃尽苦头。”
说完这句话，郑志英看了看时间，站起了身子“我的时间到了，因为你这个学生，我最近的行程可是很紧凑。”
牛文光感觉和这比他小几十岁的郑志英聊天，莫名有点压力“你这教育人的话，仿佛忘记了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?”
“算了，你是老大你有理由，后面有需要帮忙的和我说，我也去忙了。”
“哦，如果你吃的盐比我吃的饭多，你应该已经人没了。”
“你不是说是我小辈？这样说话？”
“像你学生学习的。”